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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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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文化未来发展的沉淀与展望

  21世纪的佛教,不仅从古老的山门走入了社会,也从传统宗教的清修世界走向了现代文化的思想大观园,并渗入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多种领域,不知不觉浸润、重塑着民族的现代精神,置换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生观念。这是古老佛教的魅力,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

  期望未来岁月里,中国佛教能不断继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秉承慈悲济世的大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优秀的文化资源,为化解世界性危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佛教的思想智慧。

  紧跟现代文明发展的步伐,佛教文化依于传承、勇敢超越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又是一个科技文明的时代。曾经在农业文明、礼制社会里找到自身定位的佛教,如何在今天的科技文明、法治社会里重新自我定位,获得持续发展的生机,开显利益社会的价值?面对这个世纪命题,中国佛教紧跟文明发展的步伐,顺势而为,中国佛教走出了一条勇敢超越自我、努力传承创新的不平凡道路,经过时代浪潮的磨砺塑造,一个立足古老传统、面向广阔世界的现代佛教正逐渐呈现于世人眼前。

  佛教现代转型的原动力是思想理论建设。佛教的思想建设,集中体现在对佛教基本教义的现代诠释上。具体来说,不仅要处理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三大语系佛教之间的会通,还要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摄科技信息文化。十五年来,中国佛教以大乘佛法精神、人间佛教思想,积极因应各种社会思潮,体现出高度圆融的智慧和创新精神。

  针对现代社会、全球化语境来重新提炼、阐释佛教的核心精神,是佛教思想建设的灵魂。人间佛教思想是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指导思想,佛教界进一步赋予其时代内涵,将人间佛教的次第性与终极性、社会责任与超越价值有机结合,为佛教顺利融入社会、积极化导时代、主动准确自我定位,建立了正确的理论出发点。阐释佛教教义中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内容,是佛教思想建设的重点。十五年来,佛教界深入挖掘和弘扬佛教“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有利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观念。从构建和谐社会到两岸和平统一,从“一带一路”的文明互鉴愿景到世界宗教对话,佛教的和谐思想不断为时代贡献着智慧资源。

  投身公益慈善,发扬佛教文化中“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济世精神

  佛教注重知恩报恩。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佛陀教导弟子:“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土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一切众生都必须报这四种恩。其中报众生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首先要为人民服务。报国土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报答国家之恩。佛陀告诫弟子:“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要求出家人爱国报国。秉承佛陀教诲,中国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始终知恩报恩,为众生、为祖国竭尽所能。每当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总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和“人溺己溺,慈悲济世”的情怀踊跃投入抗灾赈济的行列中,力所能及地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2003年“非典”肆虐,人民生命受到威胁。佛教界发起举办了“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服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为被“非典”蹂躏的人民祈福消灾;同时把平时节衣缩食节省来的钱财倾囊而尽,无我布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陆佛教界为防治“非典”捐款已超过500万元。2008年1月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西北地区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雪灾。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举办了“雪灾消弭国泰民安祈福法会”;各地方佛教协会和寺院也纷纷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道教协会一同为雪灾重灾区贵州捐款370多万元,全国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捐款超过500万元。在举国哀痛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中国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把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演绎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捐献善款三亿多元。除了举办消灾祈福法会外,有些寺院僧侣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们搜救幸存者、医治伤病者、抚慰绝望者,奔波于断壁残垣间,出没于地震余波中,践行着佛教慈悲无我的济世精神和报众生恩、报国家恩的神圣使命。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国各地佛教界纷纷成立佛教慈善基金会、慈善功德会等公益慈善机构,踊跃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已经成为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十五年来,佛教界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财力、物力、人力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2007年至2012年,全国佛教界就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善款约18.6亿元。佛教慈善的服务领域广泛,涉及赈灾、扶贫、助学、孤儿、养老、医疗、放生、环保、心灵关怀等。服务对象不分地域、民族、信仰、身份,在2003年非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台湾地震以及印尼海啸、尼泊尔地震等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佛教界无不积极伸出援手,大力组织人、财、物力救济支持。未来,佛教公益慈善事业要从分散化、个体化、单一化,向规模化、社会化、多样化发展,将佛教公益慈善活动常态化、深入化、持久化。同时要积极传播慈善文化,使佛教慈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吸引更多佛教善信和社会人士投身慈善事业,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既发挥济世利人的功能,又起到化世导俗的作用。

  经典诠释、佛学研究促进佛教文化发展

  整理诠释佛教经典、进行佛学研究,是佛教思想建设的根基。十五年来,一些寺院和机构逐步开展了大藏经的整理、校勘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2008年开始,中佛协每年举办“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并组织全国巡讲,推动营造以现代语言研习、讲解、传播佛教经典的风气。2015年,讲经交流会更名为“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具足、两岸四地佛教一脉相承的完整面貌。佛教界还联合学术界开展多角度、跨学科的佛学研究,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编辑学术期刊等多种形式,推动佛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并与亚洲、欧美各国进行国际佛学交流,提高了佛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佛教古籍的保护推动佛教文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弘扬佛法、保护古籍为本分,一些佛教机构开始了佛教经典的保护、校勘、出版、流通工作,其中以南方的金陵刻经处和北方的南宫大乘佛经刻印社最为突出。

  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是晚清著名学者杨仁山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他的身上,既体现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底,也洋溢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

  杨仁山27岁那年,因感染时疫,始真正接触佛法。此前曾有一老尼授他一册《金刚经》,但怀归展读,卒难获解。病愈后,他检读《大乘起信论》,爱不释手,竟连读五遍,遂窥得其奥旨,并对佛教产生信仰,从此广求佛经,研究佛学,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治五年(1866年),杨仁山移居南京,参与咸丰兵火后的城市建设工作。当时江南久历兵燹,加之太平天国的狭隘宗教政策,使佛教典籍损毁殆尽.甚至连最普通的《无量寿经》和《十六观经》也难以觅得。这使他深感只有佛典广为流通,方能弘扬佛法,普济众生,遂与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募捐集资,创办了金陵经书处(即金陵刻经处前身),经营刻经事业,为弘扬佛法、推动佛教事业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陵刻经处正式成立后,杨仁山对各类佛教典籍更是热心搜求,并先后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了《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约300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加以刻印流布,使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教义复明,俾便后人研讨。

  杨仁山逝世后归葬于刻经处的庭院中,并建塔纪念。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时,金陵刻经处之经版、房舍损毁殊甚。1952年上海佛教协会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赵朴初任主任委员,推徐平轩主持恢复工作。1973年周恩来总理下达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指示。1980年刻经处得到完全恢复。

  南宫大乘佛经刻印社

  南宫大乘佛经刻印社致力于佛教古籍保护、经版修复,古籍线装佛经出版,精装大藏经制版、影印等佛教经典出版流通。

  孝明帝夜寐南宫是佛教东传重大因缘,佛教兴盛由此开始,佛教寺院也由此修建,佛经翻译事业也由此翻开篇章,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因缘,特成立“南宫大乘佛经刻印社”,怀着对佛经的尊崇和敬畏,决心为保护佛教古籍尽一份责任!

  佛教典籍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凝聚着佛教界的智慧成果,为佛教的薪火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我国的佛教古籍浩如烟海。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古籍难以保存,流传至今许多古籍已成珍本孤本,佛教古籍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南宫大乘佛经刻印社真正认识到佛教古籍的价值,从而致力于佛教古籍保护、经版修复,古籍线装佛经出版,精装大藏经制版、影印等佛教经典出版流通,担当起修复、保护、印刷、流通、佛教经典的重任。

  佛教古籍保护、经版修复,佛经出版,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南宫大乘佛经刻印以“沉潜笃实、精益求精”为宗旨,立志保护佛经古籍,修复经版,出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信众的文化精品。

  人才建设是佛教文化发展的核心

  佛教要想融入社会、广泛传播,不仅需要住持佛法的僧众,同时也需要护教弘法的居士信众;不仅要有研学经论、精进修持的修行人才,还要有传播文化、公益慈善、国际弘法等多种人才。十五年来,佛教教育的观念在进步,模式在拓展,人才类型也更为多元。在僧众教育方面,传统的丛林熏修模式逐渐发展出对内学修与对外弘法相结合的新型僧团。现代佛教僧团不仅坚持戒定慧三学,而且利用新媒体技术弘扬佛法及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进行国际交流,使寺庙成为一个为社会释放正能量的开放的精神文化中心。佛学院的教育则更为规范化,并开始与社会教育体系接轨。2015年在中国佛学院举行了中国佛教教育史上首批学士学位的授予,具有划时代及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中国佛学院已经完成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取得佛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这是佛教人才培养体制的突破性进展。在信众教育方面,佛教界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力度,通过各种方式展开对居士信众的培养和正信、正行的引导。

  教风建设、教制建设是佛教文化正向发展的基础

  思想的快速转化,人才的广泛凝聚,是中国佛教迈上现代转型历史台阶的两大基本动力;而教风建设和教制建设,则是保证佛教在转型之路上顺利前行的向导和准绳。佛教的教风由与戒定慧三学相对应的律风、道风和学风三部分组成。三学与三风是内充外显的辩证关系。佛教界坚持以戒为师,加强规范传戒工作,从源头入手确保佛教教职人员的整体素质。从2002年以来,全国汉传佛教界共举办传戒法会132次,受戒僧众49348人,为佛教事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端正道风,全国佛教界大力开展以“教风年”为主题的和谐寺院创建活动,努力建设文化寺院,提倡“文明敬香、合理放生、建设生态寺院”。在教制建设方面,佛教界不断加强佛教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水平。近年来,中佛协先后制订了三大语系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和任职办法。2015年,对全国范围内的佛教教职人员逐步开展认定备案及颁证工作。2016年1月18日,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正式上线。在寺院管理方面,逐步尝试将戒律清规与现代管理制度相结合。

  传承佛教文化,积蓄强大正能量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佛教,充分认识到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主动担当起守护、发展、传播儒释道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责任,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进行了丰富有益的探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金陵刻经处以及全国各地的寺庙,都更为重视佛教文物的保护、修复和文物保护制度的完善。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弘传方面,佛教界近十几年来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和现代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如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影视、动漫等,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令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复活于当下。中华文化要走出去,佛教界可作为一支先锋力量。十五年来,中国佛教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宗教新风貌、中华文化新形象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建树。比如从2006年开始每三年一届的世界佛教论坛,历届大会都有几十个国家、上千人参加,中华文化的平等、包容、开放、现代,为全世界瞩目。佛教界还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如外文网站、多语种微博,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声音。而进一步建立海外实体道场,是未来佛教界传播中华文化的有力方式。2015年12月在荷兰建立的龙泉大悲寺,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中国佛教界将自身建设所积蓄的强大正能量,转化为服务社会、传承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责任感和积极行动力,为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定团结做出了新的贡献。

  促进友好交流,搭建友好往来的文化桥梁

  佛教是两岸四地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精神纽带,是连接中国与东亚、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文化桥梁,也是与世界各国佛教徒友好交流的和平使者。十五年来,中国佛教积极开展友好交流,取得了影响世界的划时代成就。

  1.两岸四地——同根同源两岸四地持续展开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互动,内容涉及道场建设、教理研究、弘法方式、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公益慈善等多方面。在两岸四地佛教界人士的密切合作下,圆满举办了多种佛教大型活动及佛门盛事。比如历次佛陀舍利的供奉大典、世界佛教论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祈祷世界和平法会等。佛教界的互动交流合作,为两岸四地民众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2.中韩日——“黄金纽带”自1995年以来,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已经连续举办了18次。20年来,三国会议早已成为亚洲佛教界和平友好的盛会,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无愧于联结三国友谊的“黄金纽带”称号。

  3.世界佛教——同愿同行进入21世纪,中国佛教不仅在亚洲和平事业上继续发挥作用,也开始登上世界佛教舞台,让中国佛教和中华文化放声于世界宗教文化之林。2006年至2015年,举办了4届世界佛教论坛,标志着中国佛教的精神文化价值正在转化为促进现代文明进步、推动世界和平的积极有力因素。2014年10月,第27届“世佛联”大会也首次在我国内地成功举办。十五年来,中国佛教界还不断加强与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佛教组织和宗教和平组织的活动。比如出席联合国卫塞节世界佛教大会、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世宗和”大会等,增强了中国佛教的国际影响力。

  4.“一带一路”——文化桥梁古代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贸易之路,也是佛教弘扬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中国佛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不断发挥着文化桥梁的积极作用。

  宗教政策自由为佛教文化提供了健康发展的土壤

  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新中国宗教迎来了它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稳步推进,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综合国力空前提高。所有这一切都使包括广大宗教徒在内的全国人民深受鼓舞、备感自豪。对于中国宗教而言,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日益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的三十年,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日益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的三十年,是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日益得到全面保护的三十年,同时也是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日益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的三十年,因此这三十年也是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心情舒畅、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作出应有贡献的三十年。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号召,展开了党在宗教工作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征程。1979年7月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做好对宗教界人士落实政策的意见》,开始了宗教政策的落实。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署名文章,明确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和国家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长期政策”。1982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则是我党全面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标志,它极大地完善和发展了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1990年12月7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着重强调了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使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重大发展。1993年11月7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把党的宗教政策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相适应”理论作了精炼的概括。李瑞环同志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指出:我们所讲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根本上说,就是任何宗教都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从各自的宗教教义出发阐释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宗教伦理主张。如基督教、天主教的“荣神益人”,伊斯兰教的“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两世吉庆,争先行善”,道教的“苦己利人,慈俭济人”,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江泽民同志三句话(即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上增加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非常及时地把抵御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宗教进行西化、分化中国的宗教渗透活动作为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深刻把握了新世纪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宗教工作的新特点。

  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综合性行政法规,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依法管理宗教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宗教立法推向新的高度。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这一综合性行政法规和国务院1994年颁布实施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等单项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宗教局的一系列部门规章连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实施的地方性宗教法规、政府规章构成了既高度符合中国宗教的实际状况又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岐视宣言》等联合国人权文书、公约的精神相一致的宗教法律体系。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实现,使中国公民享有了真实而广泛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这一宗教法律体系为保护合法、打击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构筑了坚固的法律堡垒。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党的宗教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各民主党派成员常具有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关系必然影响着政党关系。由于各民族常信仰不同的宗教,而许多少数民族又整个民族信仰同一宗教,这就决定了宗教关系和谐对民族关系的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宗教信仰常为不同阶层的人所具有,因而宗教信仰就可以成为团结不同阶层的人群的重要精神纽带。又由于海内外同胞常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又可以成为团结海内外同胞的信仰基础,使海外同胞成为关心祖国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全党:“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洞察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伟大实践,着眼于营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宏伟蓝图,着眼于中国宗教的历史演进和现实状况,特别是着眼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巨大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是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内在继承和重大发展,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人心,凝聚起包括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了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日益成熟的政治智慧。它清晰地表明了执政党将以无比宽广的政治胸怀,充分吸纳全民族乃至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营造民族精神家园的历史抱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活动,促进祖国统一;慈悲济世、利益众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主动自觉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贡献智慧和力量。